痛仰高虎是江苏哪里的人（痛仰乐队：痛苦的不止是信仰）
痛仰乐队痛苦的不止是信仰
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还是每日忙忙碌碌，理想中的生活还是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拥有信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像鸵鸟一样欺骗自己，我们又像刺猬一样浑身长满刺把自己的脆弱隐藏在装满刺的身躯里。
在这个年轻人普遍充满悲观的世界里，难得会听到一些让人触动心灵的音乐。痛仰算是我听得比较多的一个乐队，特别是那首《再见杰克》。
而提起痛仰乐队，就不得不提起乐队主唱高虎。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演员高虎，只是这个高虎的人生完全犀利的多了。痛仰的乐队主唱高虎出生在新疆的一个小镇上。10岁时，高虎随着父母回到了老家离开了新疆，但新疆对于高虎来说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在新疆的少年时代，他孤独又自由，热情又害羞。到了高中的时候，高虎读书不怎么样，喜欢上了摇滚乐，特别是beyond乐队。于是，组成了一个乐队。
在毕业后，经历了从深圳工厂到北京闯荡的岁月里。高虎对于流水线和工厂化的生活深恶痛绝和嗤之以鼻。饿死也不想在流水线，这样导致了高虎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茫和绝望。幸好，他遇到了才完成改制的迷笛音乐学校。可以进入其中进行吉他学习，随着自己对于摇滚乐的认识，高虎的水平超出了同期很多人。
在上世纪即将跨入千禧年的那个时间点，高虎和自己的小伙伴已经组建了“痛苦的信仰”乐队了，这个乐队就是痛仰乐队的前身。在一开始，高虎还在北京的地下通道里卖唱，唱着别人的歌曲做着自己的摇滚梦。听起来很迷幻，可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地下音乐人的生存方式。
到了新的世纪，痛仰乐队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后来通过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乐队提名。往后的路，痛仰乐队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顺。
从一开始乐队的名字叫痛苦的信仰到后来的痛仰乐队，在那个青春时代里，摇滚乐的词汇已经匮乏到只剩下愤怒了。痛仰乐队也不例外，他们不仅仅是愤怒，还会经常走在路上去思考，去分享更多的可能性。痛仰似乎变了，又好像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他们的音乐从以前的躁动、愤怒到现在的平和安静，不那么愤怒。是一种由外而内，是一种从只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不得不说，痛仰的摇滚乐变得不摇滚了，内核始终是没有变的。遵循内心，自然地生发出的音符和律动是他们摇滚乐一直不变的核心。
了解到这些，你就会发现痛仰乐队最痛苦的不是信仰，而是面对世俗的偏见，怎么样继续做自己的摇滚乐。摇滚乐是一种声音，真实应当是创作者对自我的正视与忠诚。没有人想要停在原地，也没有人想要超脱到遥不可及。反而真正内心的声音更能打动人。
脱去被定义的标签，痛仰乐队才会在最近几年越来越火，现在是各大音乐节的主力乐队。在一路的体验和学习中，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痛仰乐队从来不是一直固步自封的摇滚乐队，就像他们在《公路之歌》里面唱到的那样“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似曾闻见鲜花在盛放，那是燎原星星的光亮”。期待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源源不断焕发出新的能量。
求刘欢、杨坤、汪峰的人生经历
刘欢（1963年8月26日-），中国歌唱家，天津人，1985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大学期间因参加法语歌曲创作大赛得奖，获法国政府奖励去巴黎旅游，毕业后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书，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西方音乐史，体宽脸胖，嗓音浑厚，是著名的通俗歌手，曾演唱很多影视剧插曲，代表作《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千万次地问》、《亚洲雄风》、《得民心者得天下》、《好汉歌》等广为传唱的歌曲，并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担任主唱。2005年，与香港歌手方力申合作，他作曲作词演唱国粤语歌。
由于刘欢不是学习音乐出身，所以广泛的被内地民众称之为最具有实力的民间歌手，内地不可多得的实力派歌手等。而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以远超过真正的专业水准，以至于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非专业歌手。
2004年3月19日晚，41岁的刘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名为“欢歌2004北京个人演唱会”，这是他出道19年来第一次举办个人演唱会，到场的嘉宾有那英、孙楠、沙宝亮和莫华伦。
2006年，刘欢在上海大舞台举办了他艺术生涯中第二场个人演唱会。嘉宾有那英、孙楠、莫华伦和宋祖英。
2007年7月3日，刘欢与廖昌永、莫华伦一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震撼”歌曲音乐会，成功地将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融入同一场演出当中，并且在国内引入了“逍遥音乐会”的元素。
杨坤曾经模仿蔡国庆
现在要说杨坤的歌声酷似蔡国庆，那纯粹是胡扯，但当年杨坤靠的就是模仿蔡国庆。杨坤回忆说，1991年考入内蒙古武警总队文工团，开始了他的文艺兵生涯。而杨坤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当时录制的，为了追求“音响效果”，他和班长特意跑到空旷的厕所录专辑。做客《咏乐汇》，李咏听到当年杨坤录制的歌曲《再回首》时大感意外，“这不是蔡国庆的声音吗？”杨坤冷静地回答，“没错，那会儿我唱歌的声音跟蔡老师特别像。”
酒吧驻唱
被沙宝亮“挤”走
离开部队，杨坤揣着800块钱开始了“北漂”生涯。刚到北京，杨坤人生地不熟，他满北京城逛，专找亮着霓虹灯的地方，“那里肯定有酒吧，需要歌手。”在北京三环边上的一家酒吧，杨坤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驻唱歌手。在那杨坤认识了后来的好友满江、沙宝亮等人。可是唱了半年杨坤失业了，他开玩笑地说“满江长得帅，沙宝亮会为人，三个人非要裁掉一个，那肯定是我。”就这样，杨坤开始了艰难的北漂生活！“我一年之内搬了55次家，最惨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就是5块钱。”
求婚遭拒
写成歌曲《无所谓》
走红多年，杨坤情歌唱了一箩筐，可是感情却无着落，只是最近传出有位“舞蹈演员”女友。原来，杨坤曾受过感情的伤。当年，杨坤用他唱歌赚的钱买来戒指向女友求婚，却遭拒绝。后来杨坤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歌曲，就是他的成名曲《无所谓》。回忆当时感情遭拒，事业无望，杨坤说，“《无所谓》前后卖出了几次，却一直没有红，可以说，我的境地也越发的困难。我也犹豫过，是继续待在北京搞音乐创作，还是另走他乡？还好我等到了机会。”
老汪出生在音乐家庭，父亲是海军乐团吹长号的，5岁开始拉小提琴。小时候没怎么玩，性格也养成自闭（好像很多艺术家都有自闭的经历，老许、痛仰的高虎等）。
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一直读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然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大提琴专业。
在大学期间拿过全国小提琴比赛第二名（享受过鲜花和掌声），也曾到日本等地方比赛，曾随学院的青年交响乐团到欧洲亚洲二十多歌国家巡演（那时候的一般人没有这种开阔眼界的机会吧？？）
94年成立乐队，在地下室拿被子糊住门窗（防止影响别人）排练两年，然后才出来大量演出。有年轻不懂傻眼的时候排练两个月的新作，喊来张有待到蚊子乱飞的地下室去听，听完，别人告诉他们“这不是摇滚”。期间还做过一些话剧的配乐。
95年毕业后在中央芭蕾舞团下的交响乐团做副首席小提琴师，每月算下来能拿到七八千块钱（这种进入国家机关单位拿高薪的体验我想很多乐手都没吧），白天上班，晚上排练摇滚乐。后来受不了这种分裂的生活辞掉了这份工作。
出专辑前也成到处巡演，青岛、大连、天津、济南等，也一样干过酒吧驻唱。
乐队签约京文，乐队缔造者之一、他视为恩人的经济人小伟离开，小伟伤心之下辞掉北京大公司高管的工作，南下深圳创业。老汪几年都不不好怎么联系，因为愧疚，不知道说什么。
7年推出专辑，好评如潮，有些歌迷（肯定不算多，96年是个分水岭，97年摇滚环境已经恶化，听众没多少了），没钱，然后出第二张，还是不错，还是没钱。
那时候老汪留长发做爆炸头等，跟家里关系也不好，汪父都不许他走在自己身边，嫌他在海军大院丢他人。也曾经被赶出家里，睡在大街的板车上，起来发现已经被车拉到另一个地方，也曾饿得半夜到朋友家蹭剩饭。后来从家里搬出来，在北京也曾一年换好几个地下室，冬天没暖气，睡在能结冰的地下室，他妈去看他，看得直哭。
在京文实在没出路，在冬天天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小样去找人借钱，拉投资（求人的日子不好过），后来华纳许晓峰感兴趣，只要汪峰不要乐队。沟通了一个多月，乐队还是散了，汪峰也背上了被判乐队的骂名。
2000年他女朋友筠子上吊自杀了，一个北京乐坛大家看好的新人。在2000年的《花火》中，老汪专门给她写了一首歌《美丽世界的孤儿》。
《花火》出版，很多人开始骂他不再摇滚了。
为导演王小帅获得柏林电影展银熊奖的电影《17岁的单车》谱写了全部电影音乐。
2004年《笑着哭》出版，《飞的更高》不小心火了，神五升空，新闻联播后面的广告，都有这首歌，老汪上电视，跑各个晚会，拿各种奖，身价直往一线窜。老汪的生活方式与一些摇滚迷所认为的“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差异实在是大，摇滚圈可能心理失衡，“妥协、背叛、伪摇、骗子、装逼”骂声一片，似乎老汪真的把摇滚按在地上爆了三天三夜菊，射了一大滩似的。不过老崔、黄燎原他们搞活动一样喊上老汪。
这时候的老汪由于已经成为摇滚中的商业关注点，奖也拿得多了，被有些啥也不懂的媒体戴了个“中国摇滚新教父”的高帽，这个高帽加剧了那些谩骂和嘲讽，戴得头大三圈。
《怒放的生命》中因为《我爱你中国》又是骂声一片，这首歌能把他妈妈感动得眼泪汪汪，却不能感动那堆带着有色眼镜的摇滚原教旨主义者。
《勇敢的心》因为和铉走向问题，以及高潮部分前2句的雷同又被一些人质疑抄袭。
这些骂声直到《信仰在空中飘扬》那张的出版才逐渐消停减弱。这段时间是老汪在事业上直线上升，精神上最受折磨的时候。
期间老汪开过公司，然后倒闭，在丽江演出时父亲突然病逝，直到死，两父子未能沟通和解。跟四川一主持人相恋，然后结婚又离婚。跟一个年轻模特相恋又分手，留下了一个小女儿。现在有了第二个女儿，夫人不知道是谁。
积极参加奥运活动，献唱，当火炬手等等，是奥运期间忙得仅次于成龙的歌手。
香港登机砸机场事件，旭日阳刚翻唱《春天里》事件他都被抛到了风口浪尖
谁有痛仰高虎的资料
江苏人，在新疆长大，痛苦的信仰乐队多年来以自己的音乐和对待音乐的执着态度，在地下音乐圈里受到广泛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