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学 欠缺规则且令人不安的课

肿瘤学在一九八○年代还有第三种异议声音，虽然这种声音早已经在癌细胞边缘盘桓数世纪了。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化疗和手术都无法使晚期癌症的死亡率下降，这一代的外科医师和化疗师在无法治愈病人的情况下，开始学习（或重新学习）照顾关怀病人的技巧。
这是一门欠缺规则而且教人不安的课。安宁照护这种着重在症状缓解和安慰的医学分支一直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反物质，是其正面的反面，对其滔滔不绝的成功承认失败。
palliative这个字来自拉丁文palliare，遮盖之意──光是止痛，就好像是遮盖了疾病的本质，掩住其症状，却没有攻击疾病。一九五○年代一位波士顿医师这样写道「如果持续的疼痛无法借由直接攻击病理损害本身来解除……，那么只能由手术干扰感官通路来达到缓和。」取代手术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多手术──以毒攻毒。如吗啡和吩坦尼（fentanyl）等强效止痛麻醉剂则被刻意否决。
这位医师继续写道「如果不作手术，病人势必会对麻醉剂上瘾，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会自杀。」这样的考虑极为讽刺，因为霍斯泰德本人一边设计根除性乳房切除术的理论，一边也对古柯碱和吗啡上瘾。
可想而知地，推动维护临终癌症病患理智和尊严的运动不会来自只在乎治疗的美国，而是来自欧洲，其创始人是西西莉．桑德丝（Cecily Saunders），她原本在英国是护士，经再训练而担任医师。一九四○年代末期，桑德丝在伦敦照顾了一名来自华沙的犹太难民，因癌症而濒死的他留给她毕生积蓄五百英镑，遗愿是要作「她家的一扇窗户」。
等到桑德丝在一九五○年代到伦敦东区探查乏人问津的癌症病房，她才亲身体会到他如谜一般遗愿的意思她看到癌症末期的病患既无尊严、也没有人为他们止痛、甚至连基本的医疗照护都没有，他们的生命有时是真确地被局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桑德丝发现这些「没有救」的病人成了肿瘤科的贱民，在其战争和胜利的修辞中没有任何地位，也被弃若敝屣，没有人理会，更没有人放在心上。
于是桑德丝重新设计了一名相反的学科安宁缓和医疗（palliative medicine），她避用安宁照护一词，「因为照护一词『太过柔弱』，在医界得不到尊重。」她写道。「或者该说使之重新复生。」如果肿瘤医师本身无法为临终的病人提供照护，那么她就请其他的专科医师，如精神科、麻醉科、老年医学科的医师、物理治疗师和神经科医师，协助病人无痛而优雅地死亡。她也要把这些垂死的病人移出肿瘤科病房一九六七年，她在伦敦成立了一家收容所，专门照顾病入膏肓的临终病人，命名为圣克里斯多福（St. Christopher"s）不是死亡，而是旅人的守护圣徒。
桑德丝的运动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传到美国，渗透了满怀乐观的肿瘤病房。病房里的一名护士写道，「反对为病人提供安宁疗护的抗力极深，当我们向医师建议不要再挽救病人的性命，留给他们一点尊严时，医师连正眼都不看我们……医师对死亡的气味敏感，死亡就意味着失败、征服──是他们的死亡，医学的死亡，肿瘤学的死亡。」
提供临终疗护需要无比的再想像和再造精神。医药界以不亚于测试新药和外科疗程的活力和细心，作疼痛和止痛的试验，结果却推翻了一些有关疼痛的教条，建立了新基础原则。在癌症病患身上同情且大量施用的麻醉剂，并没有让病人上瘾，也没有使他们恶化或自杀，反而减轻了病人会感到焦虑、痛苦和绝望的这种沉重周期。新的抗呕吐药则改善了化疗病人的生活。
美国第一个安宁疗护中心于一九七四年在耶鲁-纽海芬医院成立，到一九八○年代初，按照桑德丝模式所建的癌症安宁病房在世界各地都兴起在英国最多，到八○年代末，当地已经有近两百家安宁疗护中心。
桑德丝不愿承认这样的志业是和癌症「对立」。她写道「提供临终关怀不该被当成独立于癌症攻击之外的负面作法。这不仅仅是无从想像且毫无报偿的战败阶段。在许多方面，其原则基本上都与其他阶段的照顾和治疗是相同的，虽然其报偿截然不同。」
这同样也算是认清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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